中国经济失衡最大障碍是官僚集团0浮动球阀

中国经济失衡最大障碍是官僚集团

日益失衡的中国经济面临能否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挑战，这是旧模式的惯性所致，但这种模式也是创造中国奇迹的原动力。因此，对旧模式的大规模改造是项巨大的挑战，这需要政府自我否定，并可能影响到增长。

从各项数据上看，中国经济失衡始自2003年，此后一直伴随着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这一年，中央政府首次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试图修正旧模式。那么，为何科学发展观没有纠正失衡，反而让失衡加剧呢？

这要从2004年谈起。这一年春节刚过，国务院决定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投资过度行业进行控制并收紧信贷政策。但此次调控甫出就遭反对，国务院在调控前专门组织了四个调查小组分别赴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调研，都否认经济存在过热，一些东部城市公开反对调控。到了4月26日，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召开会议，要求统一思想，控制经济过热，支持调控。

这次调控既是抑制新一届政府“政治周期”开端的大跃进，也是为调整经济结构，推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但调控仍无法推进，最终中央采取杀鸡骇猴的做法，关停铁本、建龙等钢铁公司，其目的是震慑地方政府而非打击民营企业，因为这些项目是地方政府违规、越权审批上马的，而地方政府又普遍反对调控。到了6月上旬，国务院宣布调控已经收到成效，让此轮调控在争议中匆匆结束。

应当说，此次调控的目的是好的，手段是错误的，但在无人响应的情况下，以微观的行政打击推动政策的执行似乎也不可避免，尤其是，政府根本没有形成市场化的调控手段。这次调控暴露了中央的无力，如果一次普通的调控都做不到，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更不可能。

笔者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目前的政治体制是以追求经济增长为最大的政治正确，这是邓小平的政治遗产，而后由“保八”等目标具体化，由GDP与政绩挂钩驱动。其次，是中央权威的丧失，“十六大”后中央采取集体领导体制，决策缺乏效率，如果不能统一思想，而又缺少一个最终拍板的权威，就无法调动政治资源推动调控和转型；当然，最大的障碍是官僚集团，他们既有政绩需要，更有利益渴求，事实上，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是现有模式的核心动力。在无法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背景下，过去十年，中央仅仅在某些增量领域有所作为，比如提高农民以及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

回顾过去十年，中国既有经济规模的成功，也有社会与经济日益无法承受的失衡。如果这些成功和问题是由一种模式制造的话，那么，这种模式显然是1990年代改革的产物，过去十年只是新人驾驶老车。

1990年代中期后的改革是大刀阔斧式的，政府退出了很多领域，最终建立了一套控制资源配置的官僚体系，通过资源的调配和诱导刺激经济增长。这个体系首先由发改委、财政部、央行等部门实现对经济的干预和主导；重组金融、钢铁、石油、电力、通讯等行业，强化了中央对资源的垄断；分税制改革则提高了中央通过投资左右经济的财政能力。

在所谓“集体总统制”下，中央决策与执行能力下降，权威削弱，各个部委、地方政府与央企借机扩张权力，追求利益最大化，加速了经济失衡与社会失控。比如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造成地产泡沫与“血色拆迁”问题，集体抵制地产调控；央企带动“国进民退”潮流；发改委、工信部等部门越来越多的增加审批和管制。这些失控的权利扩张阻碍了经济转型，资源和权力越来越向政府、国企集中，造成经济失衡、社会不公等问题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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